九天与九泉：有关祭祀、法律与空间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，古诗用三言两语，即勾勒出一幅祭祀图景，描绘了古老的清明祭祀习俗。祭祀之礼，旨在追抚逝者之灵与魂，表达生者之心与情，作为日常性实践，早已固化为一种公共仪式。仪式看似寻常且平常，但是仔细思考，则可发现，它关乎三重空间维度：九天、人世与九泉，即俗语所谓之天、地、人。

除却人世之外的九天与九泉，或因承载特定情感，或因内含现实利益，都与法律事务具有密切关联。就中国的法律实践而言，这种关联性表现在：

（1）形成命案诉讼的动因之源；

（2）作为诉讼案件的终极目标。对此类空间的强调，并非一厢情愿地为神灵话语伸张，而是基于历史法学的进路意欲提醒：法律所受制的空间，并非仅是现世生活之下“由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所型构的现世空间”，而且也包含由“九天”与“九泉”所构成的“非现世性空间”。对于“非现世空间”的诉求与要求，法律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回应与尊重。

抚慰“在天之灵”：命案诉讼的动力之源

天，在古代中国的话语表达中，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，承载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寄托。天时、天道、敬天保民、以德配天，如此等等，不胜枚举。以中国法制史为例，在记述极具特色的中华法系时，无论如何都无法绕过“天”所蕴含的宏大叙事。如果以“天”为切入点，类型化描述其在中华法系中的意义与作用，自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。

在笔者看来，有关“天”的话语表达，至少有如下三种意涵：其一，作为时间意义上的“天”；其二，主权人格意义上的“天”；其三，作为空间场域的“天”。时间意义上的“天”，即是以“天时”为基本表达的时间刻度，“顺天刑罚、秋后处决”，正是赋予“天”以时间维度。主权人格意义上的“天”，事实上就是将人格化了的天神视为衡量世间万物的尺度，并将之作为权力的最终渊源。当然，这里的“主权”并不是现代民主意义上的主权，而仅仅是指称权力的最终享有者。《大学衍义补》所记载的：“刑者天讨有罪之具，人君承天以行刑”，即是赋予“天”以主权人格意义。作为空间场域的“天”，则是以天—地二元为基点，将天视为与人类生活的现实空间相对应的场域。

天时与天神，在法制史研究中已有丰厚的研究成果，至于作为空间场域的“天”，相关研究则鲜有提及。未予提及不代表它没有意义，恰恰相反，空间场域意义上的天，除却能够给人留下无限想象之外，其实还能够通过“绝天地通”的距离感，进一步影响世间司法事务。人们对“在天之灵”的普遍信仰，即是明证。基于对“在天之灵”的笃信，普罗大众多会认为，肉体死亡之后，灵魂归天，并在上空仰望世间。一般情况下，灵魂归天既是常例，也是常态，日常祭祀之外，无须过多遐思。唯有非正常死亡之后，上天之灵魂才需安慰与抚慰。此时，经由何种方式安抚，就是一个重要问题。初民社会，以暴制暴、私力救济、寻仇复仇，均是一种安抚手段。随着社会形态由原始向文明的渐进，以及司法体制的建立，以法律与司法为武器，将越轨者“绳之以法”，就成了安抚逝者的惯常措施。在中国法的历史中，以“窦娥冤”为代表的冤案当事人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百折不挠地试图启动诉讼程序以“求得清白”，原初动力正是意欲经此而抚慰逝者的“在天之灵”。以包公为代表的司法裁判者，在“人命”案中，不畏曲折，明察秋毫，其实也是希望通过公正裁判而安抚逝者之“在天之灵”。此时，“天”既是作为空间场域的物质世界，也是承载法意的精神世界。简而言之，在中华文化中，通过绝地天通的距离感，逝者对生者仍然具有心灵的感召力。这种感召力的独特话语表达即是相信“在天之灵”的存在。由此，在特定案件中，抚慰逝者“在天之灵”便成为启动诉讼程序的原初动力。

“九泉之下”安息：命案诉讼的终极目标

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，地分九层，名曰九泉。《素问》有言：“天地之至数，始于一，终于九焉。”上有九天，下有九泉，至高至极，构成了人类空间书写的两个顶端。在朴素的传统信仰中，人死后灵魂归天，肉体入地，这是亘古不变的信条。因此，才会有关于阴间法曹、九泉神灵之类的古老传说。

以地为界，阴阳分割，阳间与阴世也就形成了具有特定关联的依附空间。从人世的角度观察，如果说普罗大众生活的阳间是一种现世性空间，那么阴世则可视为与之相对的非现世性空间。以往，人们多会认为，阴世寄托仅是传说，它所构成的非现世性空间对现实的司法事务不会产生任何影响。诚然，从现有法律制度所规定的法律主体来看，的确如此。但是，如果转换视角，从传统中国法律文化或者人类所具有的朴素法律情感角度分析，则二者并非不具关联性。在命案诉讼中，这种关联性尤为明显。

古代中国，死刑之多，令人惊讶。比如，作为清代重要的判案辑录——《刑案汇览》中，死刑判决比例极高，或立决，或监候，或斩，或绞。也正因此，人们首先要追问的是，为何古代中国会有如此之多的死刑惩罚。法制史研究的一般解说，多将之归于古代中国有着浓重复仇情结的缘故。但若深究，则可发现，问题的终结其实不在于复仇。也就是说复仇并非终极目的，“人命”案中，最终的意图其实是通过对相关人员判处死刑，进而让逝者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。从这个意义上，也可以说，类似案件中，对“九泉之下”另一空间的笃信，构成了命案诉讼的终极目标。然而，逝者于“九泉之下”何以得知相关讯息？这就需要一个简单的仪式，即通过祭祀之礼，生者将一番言说传达于逝者之后，人们便坚信，逝者从此即可得以安息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中国法的历史中，有一种特别的制度安排——观刑甘心。在这一制度惯例之下，古代中国在行刑之时，会在刑场给被害人亲属预留一个适当的位置，以便在观看整个场面之后“甘心”，进而让逝者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。这种制度安排，正是源于人们对存在“九泉”这一空间维度的笃信。

回归人世祭祀：法律制度须有所作为

灵魂在天，肉体入地，构成了中国历史语境中独特的生死观。朴素的情感及其背后所隐含的两重空间，与司法事务、法律规范都有内在关联。这种关联性，在“人命”案件诉讼中体现尤甚。时至今日，当下的司法事务，仍然受制于类似的情感表达。比如，在重大法律事件中，对于犯罪嫌疑人，民众多会高呼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”。此类表达，看似是“大众的狂欢”，但回到具体个案之中，其实仍是意欲通过判处相关人员死刑，以抚慰逝者在天之灵，并由此让逝者在九泉之下安息。这是中国法律实践的独特逻辑，也是中华法律文化的固有表达。在此予以提及，仅欲做描述性揭示，而无意对之进行规范性评价。既然两重空间曾经或仍然对中国的司法实践产生重要影响，那么当下的制度安排，理应对此类空间作出回应。

实际上，无论是“在天之灵”背后的九天，还是“九泉之下”的九泉，若要与人世勾连，仍然需要特定的载体。如果说对“在天之灵”与“九泉之下”的笃信，即是一种话语载体，那么人世的祭祀与实在的坟墓，则是一种仪式载体与物质载体。有意无意间，我们的制度安排，其实已经为三重空间的沟通有所规划。将清明作为法定节假日，正是经由法律规划而对祭祀这种的仪式载体予以尊重。至于对沟通天地人的物质载体——坟墓——的保护，自古都是法律治理的重点，古代律例对以坟墓为对象的犯罪多加以重惩。及至当下，法律规范虽对古墓与公墓有所兼顾，但保护性质已有所改变。但是，无法回避的是，这种物质载体，在人类日常生活中所占的分量极重，它不仅关乎财产利益，还涉及人格利益。若处理不当，则极易引发群体性抗议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法律制度如何妥当安置祭祀空间，如何厘清墓地之上的权利，如何恰当安排有关祭祀的世道与人心，则仍需进一步地仔细斟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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